學而優則仕

「學而優則仕」有兩種較常見的解讀，分別在於「優」字是多義字，可解作優越、有餘力或閒餘時間。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有人解讀為「當官後有餘力的話應繼續學習，而學有所成又有餘力的話應當入仕」；但亦有「當官後有餘力仍要不斷學習，而學有所成、成績優異方可進仕途」的說法。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清《康熙字典》等，都採用第一種解讀。

不過第二種解讀在現今社會卻較常被引用或借用，如形容一些人學有所成後或從事教育工作，或著書立說，或開班授徒，就說「學而優則教」。現在甚至演變到學習以外的領域，如歌星唱歌動聽，向後輩傳授技巧，會用「唱而優則教」；演員演技出色，嘗試執導拍電影，就會用「演而優則導」。

本文引自明報 http://life.mingpao.com/cfm/language3.cfm?File=20100930/language02/gfu2.txt

【成語】：學而優則仕
解釋】：優：有餘力，學習了還有餘力，就去做官。後指學習成績優秀然後提拔當官。
【出處】：《論語·子張》：「子夏日：『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示例】：我有力量釋放了你，叫你達到～的願望。 ◎老舍《四世同堂·三十四》引自漢典網 http://sc.zdic.net/

錢學森「降職」的啟示: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應消除

    1955年，錢學森衝破重重阻力回歸祖國。1956年10月6日，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錢學森任院長。但是，幾年之後，錢學森卻「降職」為五院副院長。筆者查閱了有關檔案，找到了他任副院長的權威證據–1960年3月26日頒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政干令第221號《劉亞樓等兼任職務》–「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60年3月18日命令：任命劉亞樓兼國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長。任命王秉璋兼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任命錢學森為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免去其該院院長兼一分院院長職務。」

    這絕不是上級機關和領導對他不信任，或對他任院長期間的工作不滿意。恰恰相反，從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到具體分管國防科技工作的聶榮臻元帥、陳賡大將等對他是充分信任的。讓他擔任「副院長」，為了更好地發揮錢學森的科研才能，讓他專心致志地領導科研工作。領導數萬人的龐大機構，還要組織全國大協作，對錢學森這樣的大科學家來說，即使有能力勝任，中央也不可能讓他把大量精力浪費在繁瑣的行政事務之中。畢竟在當時的中國，指揮過千軍萬馬和大兵團作戰的人才並不鮮見，但精通導彈的世界頂級科學家僅此一人。

    但是，錢學森去世後，全國大小媒體在介紹錢老生平時，「不約而同」地「遺漏」或「迴避」了他曾任五院副院長的經歷。難道是這一經歷不重要而不值一提嗎？那段時光正是中國導彈研製事業的收穫季節，也是錢學森一生成就的頂峰。在錢學森「降職」後的十年間，我國「兩彈一星」事業捷報頻傳，戰果輝煌，可見錢學森「降職」並非壞事，無論是我國的火箭、導彈研製事業，還是錢學森個人的作用並未因此受到消極影響。人們沒有因為錢學森是副職而忽視他的巨大貢獻，他的卓越功勳舉國公認，家喻戶曉，誰不知錢學森是中國「火箭之父」和「航天之父」？當年五院和七機部的正職反而鮮為人知，也難怪眾多媒體會一致「遺漏」錢老的「降職」經歷。

    「學而優則仕」是中國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傳統意識。萬般皆下品，惟有當官高。學者從政，天經地義。許多學者在勇攀科學高峰之後，不去選擇更高的山峰，挾余勇而攀之，而是激流勇退，走上了仕途。時下流行「學者型領導幹部」，不少學者捨學業而逐政績，學術上半途而廢，實在可惜。中國從來就不缺官員，而缺學者，尤其是缺自然科學領域的大學者，像錢老這樣的大科學家更是鳳毛麟角。如果當年毛澤東、周恩來等第一代中央領導人不是英明地讓錢老「降職」，而讓錢老在仕途上步步高陞，不知中國「兩彈一星」事業會受何影響？錢老曾對溫家寶總理建言，要改革中國的教育制度，因為中國現行的教育制度培養不出優秀科技人才。像錢學森、楊振寧、李政道這樣的大科學家是舊中國和外國教育制度的產物。新中國成立已經60年，卻無一人問鼎諾貝爾獎。教育制度改革固然重要，但「學而優則仕」的傳統意識不消除，即使培養出了優秀科技人才，他們棄學業而奔仕途，還是枉然。

    魏碧海（作者系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本文引自 http://culture.china.com/zh_cn/info/news/11022808/20100921/16157463.html

專家稱學而優則仕觀念導致中國學生負擔過重

在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教育局主辦的「楓葉教育論壇」上，著名教育家劉道玉提出：要給教育實施解放，過度教育違背教育規律，而「學而優則仕」的觀念是中國學生負擔過重的主要原因。

　　劉道玉表示，教育必須遵循自然的要求，順應人的自然本性，而成人常常不顧兒童的特點，干涉和限制兒童的自由發展。而過度教育和揠苗助長的做法，都違背自然教育規律。

　　據介紹，西方國家學生把學習看作是義務，在規定的時間內，達到基本要求就行了；而中國學生信守的是「學而優則仕」，於是超時學習，追求高分，為了上好學校，為找好工作和入仕做準備，這直接導致中國學生負擔超重。

　　劉道玉說，西方教育的理念是「成長」，而中國則是「塑造」，這是我國冒不出傑出人才的最重要的原因。兒童在家庭要受家長的塑造，到了學校要接受教師的塑造。結果就是，我國學校沒特色，學生沒個性。 
 

　　對此，華中師大教授博導王澤龍也提出，當前的教育體制高度行政化，使學校辦學的自主權、教師的教學自主權、學生的學習自主權均被剝奪，學校像工廠，教室像車間，老師像工匠，學生像產品，千校一面，千人一腦。

　　王澤龍說，應該確立接受教育的自主權，讓學生成為自主成長與發展的主人。
http://www.chinanews.com.cn/edu/news/2010/04-10/2217970.shtml

正解學而優則仕

「學而優則仕」，是中華先哲孔夫子的學生子夏所講一句名言的一半；人們多提到這一半，過去我們對它討論、「批判」也比較多，而「理解」卻多有偏差，所以我要研究「正解」即正確地理解它。

談論孔門儒家學說，本應該放入《中國傳統文化亂彈》；只是我那本書已經編好、計算機激光打印了，而到早幾天才起意寫這篇。從另一頭說，它在我國發展成了「讀書做官論」，影響更大，我這次主要想聯繫起來談，而這又和「人性人欲」密切相關；列入《人性人情縱橫談》書中，似乎也頗好。

我們看，子夏講的原話是「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見於《論語·子張》。楊伯峻先生《白話四書》譯之為：「做好了官，有餘力就學習；學習好了，有餘力就去做官」；糾正了過去一般人以為的「學習成績優秀就可以去做官」、因而演變出「讀書做官論」的錯誤。

不過，楊伯峻先生這樣直譯，並未完全傳達出子夏那句話的意思；一般人即使讀過翻譯正確的《白話論語》，仍然可能誤會子夏原意。

正確理解子夏這句話，先要弄清他所使用的「學」、「優」、「仕」這三個概念。

「優」，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解釋為「饒」；清代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補充了「優裕」，引申為「優遊」。楊伯峻先生譯成「有餘力」，對。一個人熟悉地掌握了某種東西，運用起來得心應手，從容不迫，他也就「有餘力」，有「餘暇」，也就是有了較多的、可以做另外的事情的時間。

「仕」，許慎解為「學」；段玉裁補充解說道：把「仕」說成「做官」，是現在人使用的含義；在古代，「仕」和「士」都有從事君子應該做的事情的意思，那也就必須「學」也就是「覺悟」。把「仕」和「學」分開講，應該是《論語》時期才開始的；許慎解「仕」為「學」，還是採用的古代含義。綜合考慮上述意思，子夏講的「仕」，應該不單只是指現在行政學意義上的「做官」；而應該是指所有的「公教人員」，也就是國家選拔、認可的，在社會上擔負著管理、教育人民的職責的那部分工作人員。

「學」，許慎解為「覺悟」；段玉裁補充說：古代，「學」字從「教」字來，「教」和「學」是同一個意思同一個字。「教」，是使別人覺悟；而教人者必須自己先覺悟，那也就是「學」。古代的「學」字，寫為「斆」，是「教」字的衍化，主要指使人覺悟；秦代以後，去掉「反文」，主要指自己通過學習而覺悟，就和「教」成為相對概念的字了。

我寫《孔子之「學」學什麼》（編入《中國傳統文化亂彈》），已經做了探討：孔子儒學的「學」，不是現代漢語「學習」這個詞的泛指含義，而是有著特定的內涵；那就是，學習做「人」、做「君子」，也就是成為當時統治階級的合格成員。孔門儒學的「學」，從熟悉掌握做「君子」的日常禮儀行為規範開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要「覺悟」到自己的人生責任，並且逐步學習掌握那一整套作為君子的「為人之道」。

那麼，為什麼要「仕而優則學」，從事公務有餘暇才學習呢；難道從事公務者就不要「邊干邊學」、「從干中學習」業務知識嗎？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知道，具體的業務知識，以孔門儒學的觀點看，那不是「學」，而僅只是「術」；「術」即方法、技能，也就是業務知識，那是「出仕者」必須要花費時間認真鑽研，才能辦好公事的；「出仕」初期，處理公事、鑽研業務，忙得宵衣旰食，哪兒還有餘暇時間去「學」、去「覺悟」、求取「為人之道」的更高層次呢？

孔門儒學「為人之道」有層次；那層次，我以為就是孔子自我表白的：「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那是儒學聖人從十五歲開始，畢生不斷地「志於學」，已經達到的高境界。儒學後人，「希賢希聖」，也就應該如此追求。「出仕」擔任了一定的公職，那只是社會地位的提高，並非思想道德方面的修養、「覺悟」也達到了相應的高度；因此，立志上進的「仕而優」者，就應該也必須繼續「學」，不斷提高自己的「人生覺悟」。這樣的「仕而優則學」，應該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精粹。

看看我們現在的一些公務人員，別說工作餘暇很少讀書學習以提高自己素質和修養；就是丟開負責的工作，也要「擠時間」去玩耍娛樂、追求感官刺激。那後果，還要提嗎？我們一直號召「反封建」，一些封建糟粕仍然大行其道；而一些優秀的思想文化傳統，卻被「潑髒水而連帶丟棄了盆中嬰兒」，可惜。

以下來說「學而優則仕」。

我們先看《論語·先進》的一個例子：孔子大弟子之一的子路，掌權後安排同學子羔去做「費宰」也就是「費」那個地方的主管官員；孔子卻批評子路：「害了那人的孩子」。子路有了權，「照顧」自己同學去做官，這既是「舉其所知」，又是顧念學友情分；這是「好事」呀，老師孔子為什麼卻要批評學生子路呢？據前賢研究，是由於孔子主張：應該「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要學習修養「有餘暇」即有一定成果了，才能去「出仕」、管理和教育人民；孔子認為，自己的學生子羔，學習修養還不到家，還不夠條件去從政。子路安排他，勉強地去從政治民，就可能：一、由於學問未成，公事辦理不好，害了費地的老百姓；二、學問未成，處理公務難免捉襟見肘，忙得焦頭爛額，無暇繼續學習、「覺悟」；這樣將會耽誤子羔「為人之道」的學習修養，使他不能有所成就。所以責怪子路「賊夫人之子」。

再例如，我們新中國各級各類學校的正式教師，都擔負著「教書育人」重大責任，所以，正常情況下，歷來都是實行「學而優則仕」。也就是：要當教師者，必須經過相當長時間的學習修養，具有比較廣泛而紮實的科學知識基礎，和相應科目的專業知識；同時還要努力培養自己的「師德」，掌握正確的「教育思想」，具備一定的教學方法；經過相當時間的實習，「組織上」考察，認為「學有餘力」，具有了一定「為人師表」資格，頒發給「教師資格證書」，才能「持證上崗」當教師。

由上可見，「學而優則仕」，從必須「優」即能夠勝任，才能夠「仕」這一面來看，是應該的，並沒有什麼不好哇。

中國歷史上，可能是由誤解「學而優則仕」開始的吧，很早就引申出現了「讀書做官論」；意思說：下功夫努力讀書，取得優秀成績，就能去做官，管理和教育老百姓，成為「人上人」。所謂「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是也。

從人性的角度看，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這樣宣傳「讀書做官論」，本身也並非不好，我以為。

人，追求上進，實現自尊自信，這是人性完善的需要。「做官」，正確地說應該是參與管理社會，教育人民；若從正當途徑獲得「公職」，就是本身具有較高素質的表現；因此，認真「讀書」取得好成績，通過國家選拔考試而成為社會上的「佼佼者」，這怎麼能說不好呢？國家選拔考試規定的「必讀書」，屬於民族文化優秀傳統，應該繼承發揚；這些書若沒有人去認真讀好、鑽研，繼承發揚，又怎麼談得上「中華五千年文明傳承，延綿不絕」呢！

中國古代，從秦、漢到魏、晉，人才的選拔權一直被貴族、「門閥」所把持；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高第」，一般老百姓要想成為統治階級成員，就好比「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隋唐開始，以「詩、賦、策論」考試「讀書人」，選拔文官，創立「科舉」制度。宋朝以「經學、奏議」考試和選拔「士子」，開始建立較為完備的文官選任制度。明、清兩代，國家科舉，規定必讀儒家的《四書五經》，以寫作「代聖人立言」的短文即所謂「八股文」，通過儒學生員（秀才）、鄉試舉人、國考進士的各等級考試，選拔人才來擔任官員和「官師」（縣學教諭、府學教授、國子博士等）。即使出身農戶、漁家、手工業者等「寒門」，只要「讀書」優秀、考試合格，就「一躍龍門，身價百倍」，成為了統治階級成員。這樣的科舉選拔制度，超越了「貴族」和「平民」、統治和被統治的鐵定界限，是歷史發展的進步，是「人」打破等級界限，走向「人人平等」的重要一步！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樣的「讀書做官論」，好得很呀。

我國古代這種主要通過科舉選拔而建立起文官制度，在近代，受到西方資產階級革命家和學者的高度讚賞；西方國家借鑒、汲取它，建立起了他們的現代文官制度。

我國封建社會「讀書做官論」不好的一面，主要表現在什麼地方呢？從封建統治者這一頭說，是「牢籠」天下英才，消弭民間「造反」意識，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據說唐太宗看著前來參加科舉考試的眾多「士子」，就曾得意地說：「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而從讀書應試者這一頭說呢，就是多數人想要「做官」的目的，一開始就不對。

孔門儒學培養目標，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出仕」擔任公職，必須仁愛人民，熱誠公務，盡忠職守；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甚至可以「殺身成仁」。

可是，人，畢竟先是「人」，而不是「君子」；人，具有「飲食、男女、遊戲，自尊、自信、合群」這些基本「人性」。「自尊、自信、合群」，在社會上表現出來，往好的方向發展，人可以成為君子、賢人直至「聖人」。而基本人性，在社會生活中表現，成為「人欲」，卻更常常容易往不怎麼好甚至壞的方向演變。天天要「飲食」；「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孔子聖人尚且如此，何況普通人。因而，在物質生活，在「享受」享樂方面，人，最容易「攀比」；慾望無窮，追求得越來越凶。封建社會，「做官」，不但能拿國家「俸祿」，生活無憂，還受人尊敬，「光宗耀祖」；而且能夠「掌權」。而在商品經濟社會，如果缺少有效監督，必然存在「權、錢交易」；有「權」能夠換來錢，「權」越大撈錢越多；各方面的生活享受和享樂，慾望就容易得到滿足。於是，很多人把「陞官發財」聯在一起，「讀書做官」以獲取「榮華富貴」，幾乎就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心理本體」的重要成分。

宋代思想家陸九淵，應朱熹之邀在廬山白鹿洞書院講演《論語》「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痛切地談到了這一點。

陸九淵指出：一些人揣摩上級的喜好厭惡，削尖腦殼往官位上爬；當官以後，並不關心人民疾苦，也不盡力辦公事，而是只計較官職大小，專講求工資福利多少。這樣的人，即使天天讀的都是孔孟儒學聖賢的書，實際上，也仍然與聖賢南轅北轍、背道而馳。

那麼，真正修習孔門儒學的「君子」之道，「學而優則仕」，做好官，應該怎麼做呢？

陸九淵提出：「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因而要求：學習聖賢、立志從政者，必須深自反省，端正做官動機，做到「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

陸九淵這次講學，使當時聽講者感動，甚至落淚！

可見，在封建社會，「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並非起頭就不好。問題是，看你抱著什麼目的去追求做官，是只想大撈個人私「利」，還是心存國家和人民的公「義」；做官以後，再看你是否能夠秉公辦事、為國為民。

在我們當今社會，我認為，「學而優則仕」仍然是科學的；難道，不學無術者，能夠當好「領導幹部」、國家公務員、人民教師嗎？！

就是「讀書做官論」，在當今社會，也仍然具有較大的合理性。那些連小學初中課本「書」也「讀」不好的人，能夠在這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社會裡「做官」，搞好現代管理嗎？！問題是：第一，並不是只要「讀書」優秀就能「做官」；第二，看你「讀」什麼「書」，怎麼「讀書」；第三，看你想要「做官」的目的是什麼，怎麼去「做官」。

官員和老百姓，管理和被管理，統治和被統治，社會上實際存在的這兩極，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這種情況，能否有所改變？「生產力高度發達、人的素質全面提高」，能夠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真正實現「民主社會」的那一天，會有嗎？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八日

附談：有位青年人告訴強巴他過去對「學而優則仕」的理解：學習完了，最好的出路是去做官。這是他老師教的還是他自己「悟」的，強巴忘記了問。
不過，這種解讀，一定是「官本位」觀念特別重的地方、時代的影響。
強巴也聽過另一種「笑談」——父親教育兒子：你要努力出息，長大經商辦實業發大財；別學後頭苟二家小子沒能耐，長大了只能去做官！
歷史總是今天的人來解讀……

本文引自 http://hi.baidu.com/zuojianqiang/blog/item/899d9caf3140d3cd7dd92a2e.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