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海歸眾生相
 

肯尼迪學院附近有一家叫燕京的中餐館，據說已有30多年了，館子不大，但由於毗鄰哈佛廣場的地理優勢，是中國學子們喜歡就餐和聚會的地方。在燕京耳聞過的眾多話題裡，海歸海不歸自然是其中很經常的一個。我曾在這裡或與人討論或被人請教過數次這樣的話題。最近我看到《華爾街日報》上關於多數中國留美博士不願回國的熱帖，這次就想談談我對海歸群體的理解和看法。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對於自費出國留學的中國人而言，我認為歸與不歸純屬個人選擇，而且不能簡單地把海歸和愛國等同起來。在當今中國乃至全球的大環境下，海歸未必就是愛國的體現，海不歸也未必就是忘了祖宗。根據這些年遊走海內外的體會，我形成了一種純粹基於個人經驗的海歸分類法，將有條件選擇海歸的群體大致分為四種類型，和大家粗淺地分享一下。

我的海歸分類法呈金字塔形狀，塔尖上的小眾被我稱為「中國心」海歸。之所以把「中國心」的稱謂給這些人，倒不是說其他類型的海歸就不具備愛國之心，而是為了更多地強調這些人在提升乃至改變中國命運方面不計代價的執著和不懈追求。說自己有一顆中國心很容易，偶感愛國情懷亦屬正常，不過能夠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裡獨善其身，矢志不移於為中華崛起而出國取經初衷的人就大浪淘沙，少之又少了。心海歸是一種境界，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國人內心深處對海歸群體的一種期許。如果你覺得從來沒有遇到過這種人，無需大驚小怪，因為此群體注定鳳毛麟角。

金字塔的下一層是「中國腦」海歸，這可能是當今現實世界裡眾多中國留洋人士們所最關注的層次，所謂的「千人計劃」應該就是這一層次海歸的代表性追求。此類型海歸大多屬於中國目前經濟和技術發展所需要的專業精英人才，集中在大學、科研機構以及各類企業。這個群體在海歸金字塔上可上可下，取決在國內被某些不良風氣的影響和同化程度，不少人往往會淪為更關注於物質追求和攀比。我的一位腦海歸朋友當初回國時豪情萬丈，聲稱要影響和改變中國，過了幾年我回國再見到他時，此君談話的主要內容已是開什麼車和住什麼檔次的酒店了。

再往下走，是我統稱為「中國胃」的海歸群體，只不過這個「中國胃」是個泛指，沒有特別褒貶的意思，既包括為了中華美食和文化氛圍而歸國的海外遊子，也涵蓋了難捨家人和親情而選擇歸去的人。基本上這類海歸更注重活在當下的感受，屬於生活型的一群人，在選擇歸與不歸時綜合生活品質是壓倒一切的考量因素。這些人也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見證人和直接受益者，在金字塔上應該是人數最為眾多的群體，80後留學生占的比例更大一些。

在海歸金字塔的最下層是「中國下水」海歸。這類人回國的目的很明確，就是為了國內的美食美女（顯然男士居多），身體下三位的需求占主導地位，在花花世界裡容易喪失道德底線。我當年在紐約小居過一段時間，認識了兩個留學生，倆人關係不錯，而且前後都選擇了海歸。其中一位學業很好，人也清高，回國後不太適應本土環境，後來吃齋信了佛；另外一個在紐約時就不安分，海歸後自己開廠做生意，思維變得愈發活躍，沉迷酒色，黑白兩道通吃。一次倆人對話，前者指責後者剝削工人，後者理直氣壯地回應：「我回來不當剝削者那我回來幹嗎？」

在日益融入全球體系的中國，海歸作為一個時代的符號已漸行漸遠，但我希望早年留學生曾經代表過的那種精神和夢想不會死去，也希望四海為家的遊子們無論歸與不歸，都保留有一顆不蒙塵的「中國心」。

歡迎大家在塔上對號入座。

本文引自 http://cn.wsj.com/gb/20100202/ZHT082739.asp

愛國的代價vs.「愛國」的好處

前些時候，收到了河對面商學院一位同學的郵件，針對《我看海歸眾生相》這篇博文發了一些感慨。大致意思是，大多當代中國青年眼前的現實版糾結是生活壓力和精神層面之間的博弈，在為房為車討生活的角逐中，不計代價的愛國情懷也許只能屬於少數人，也就是我文章裡提到的「中國心」海歸。信末，這名同學希望肯尼迪政府學院能多一些這樣的熱血同胞。

其實，像我文章裡提到的，愛國情懷只要是正常的中國人都會有，偶爾把自己感動得滿含熱淚的情形應該也不鮮見。在金戈鐵馬的年代，區分一個人的愛國程度似乎很容易，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衝鋒陷陣的架勢或許會是一種代表性形象。在如今的和平時代，愛國兩個字可被詮釋的方式自然會多樣化，也容易流於表面和被利用。不過，不變的永遠是底線，那就是愛國是講代價的。

從這個角度說，從事什麼行業並不能成為衡量一個人愛國程度的標桿，我自然也不認為肯尼迪學院的中國學生就會比商學院的同胞會更具愛國情懷，只不過學校的專業標籤往往會給人某種期望甚至錯覺而已。實際上，很多時候我倒覺得商學院的學生更放鬆一些，因為在商言商的明確性而不會把愛國和個人利益的追求輕易摻和在一起。

上周在北京，路過住處附近的書攤時，偶然看到了台灣作家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一本在我少年時代曾經風靡中國的書。我後來還近距離接觸過柏楊本人，當時心中最強烈的問號就是為什麼這樣一個敢講幾句真話的人會鋃鐺入獄，以及為何中國不能多一些這樣敢於自我批評和否定的知識精英？要知道在他之前，一名日本人寫了《醜陋的日本人》也只是丟了官，而兩位美國作家撰寫的《醜陋的美國人》則換來了自己人的一片叫好。

回頭再看柏楊先生的書，雖然已經不能全部認同他的觀點，但始終認為斯人斯作代表了和平時代的一種愛國方式，而顯然這是一種有代價的方式，和當前不少國人動輒聞過則怒的虛架子形成了鮮明對比。柏楊認為，不少中國人不會獨立思考，不敢特立獨行，而且長期以來考慮問題不問是非，只看利害，不問對錯，只看立場。在愛國的問題上，按照他的說法，中國人並非一切事情只憑情緒和直覺反應，他們依然會思考，只是不會超過自己眼前三寸利害範圍之外去思考而已。

相信我們週遭都不乏這樣的人，在領導和公眾面前嘴上摸油，擺出十足的愛國態勢，但仔細想來，他們除了如花的言語之外，＂愛國＂的成本幾乎為零，個人所能得到的好處往往是其＂愛國＂表象的根本目的。最可悲的是，其中一些人這樣的話說多了，這樣的架勢擺足了，漸漸地給了自己足夠的心理暗示，而且因為不必擔心有隨時滾釘板下油鍋的考驗，也就當真以為自己昇華成了純粹的愛國者。

我認識一個某名校的研究生，11年前在中國駐前南使館被炸後，義憤填膺地參與了砸燒美駐華使館的大型抗議活動，這之後不久為了另一個目的再赴使館，順利獲得了赴美留學簽證。一次我們一塊兒喝酒，他興致勃勃地提起此事。我順口問他，當時敢不敢自個兒去單挑美國使館以示不忿。聞聽此言，小伙子一咧嘴樂了，回答說：「哥們兒，不是敢不敢的問題，那不傻嗎？代價忒大了點兒吧，我當時隨大流還想蒙著臉呢！」

歸根結底，愛國是一種付出，而不是索取，更非視眼前利益重於一切的盤算。中國向來盛產說順風話的騎牆派，但結構性缺失的是一種聞過則喜和勇於自省的精神。在和平時期，既然大家不能通過諸如「給你一支槍，送君上戰場」這樣簡單的行為來測試一個人的愛國溫度，我們尤其需要學會識別和警惕身邊那些口頭愛國派，那些純粹為了個人利益而做此標榜的國人，他們沒有成本的漂亮話其實是當代中國繼續向前走相當大的障礙。

本文引自 http://cn.wsj.com/gb/20100519/ZHT074051.asp

海歸在中國政壇的困局與未來

在前面的一篇博文裡，我提到過在肯尼迪學院上的一門課叫《文化、政治和權力》，後來和教授一起探討期末論文的選題時，決定把海歸群體對中國文化、政治和權力的影響力作為論文的主題。這裡，我願意將論文中的部分內容拿出來和大家分享，側重點放在海歸目前在中國政壇的困局和未來的出路。

其實，海歸從政早已不是一個很新鮮的話題，只不過因為對海歸的定義和理解不盡相同，在這個問題上的認知和看法上也存在相當的分歧。我這篇文章的側重點是等會兒要講到的所謂自費海歸。

從表面上看，海歸在中國政壇正在發揮越來越大的影響力，有的甚至已經進入決策層面。根據美國《僑報》援引布魯金斯學會的數據，中共十七大的371名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中，海歸比例已超過一成，預計在中共十八大上，這個比例會提高到15%到17%；部長、副部長、部長助理級官員中，海歸佔兩成一，尤以金融和外交領域的海歸部長級官員最多。

在我的論文裡，海歸的定義被賦予了多維性，除了在海外生活和工作的年限以外，一個重要的屬性就是自費海歸和公費海歸的區別。上面提到的海歸官員大多是政府資助的公費留學生，另外在海外浸染的時間也基本上限於其學習的年限。從這個意義上講，儘管一些公費海歸回國後能夠為中國政壇帶來新鮮的想法，但由於身份的原因所帶來的變化依然有其局限性，而且這些海歸所服務的政府部門還是集中在以外交、外貿和金融等為代表的技術性領域。

至於自費海歸，我記得曾經在前面的一篇文章裡提起過，就是這個群體近年來在中國經濟和科研領域貢獻突出，但在人文和觀念方面的成績相比之下似乎乏善可陳，當然這也包括執政和公共管理領域。 之所以如此，我想以下幾個因素應該是背後的主要原因。

首先，自費海歸由於大多在海外時間較長，尤其對那些缺少體制內經驗的人而言，顯然很難熟悉和適應國內官場各種或明或暗的規則，人脈關係也不紮實，即使能夠勉強進入體制內部，因為「鬥爭經驗」不足也很難在目前的體制下存活下去。朱鎔基曾經在上個世紀90年代末期做過如是嘗試，試圖為政府某些領域在全球範圍內招募海歸良材，但結果不甚理想。按照清華大學美籍教授John L. Thornton在《中國的領導力差距》（China’s Leadership Gap） 文中的說法，週遭虎視眈眈的官場老油條們會視這些人為自己陞遷的威脅，自然不會給他們好日子過。

另外，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出去較早的海外留學生大多是理工科學生，這些人即使歸了，感興趣的也是諸如「千人計劃」這樣針對科研人才的海歸項目，無論從主觀上還是客觀上都缺乏進入甚至影響中國政壇的條件。 從這個角度說，隨著年輕一代的留學生更多地選擇出國攻讀諸如法律、經濟學和公共管理等人文科學專業，希望未來中國政壇的海歸儲備軍會漸成規模態勢。

當然，如今很多海歸們對改善個人物質生活和社會地位的偏重追求，或者說在中國尋找的所謂「成就感」，也讓這些人喪失了在人文乃至政治領域積累和打拼所需要的意志力，尤其考慮到中國政壇依然注重的是從基層做起的經驗和業績。我很想知道，在如今非常物質化的社會大環境下，有多少海歸會心甘情願地把自己下放到各方面條件差強人意的基層，然後在這個基礎上冒著被忽視甚至遺忘的風險貢獻自己最好的年華。於此，我在論文裡也提到政府需要設計和實施相應的人才計劃進行配合，不過由於文章的篇幅所限，這就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值得注意的是，自費海歸群體裡頗有一些吃政治飯的人，自作聰明地主動把自己犬儒化，完全無視國家在執政和公共管理方面對真知灼見的需求乃至渴望，更注重以正確的方式做事（do things the right way），而非做正確的事（do the right things）。正如《文化、政治和權力》課的教授所說，社會精英的才華和能力是把雙刃劍，如果他們只是削尖了腦袋試圖成為社會權力結構（power structure）的一部分，而非用自己的知識推動社會改良以造福於民的話，如此精英的潛在危害性其實比任何不良的傳統勢力會更可怕。

我個人的意見是，不應該單純地把海歸目前在中國政壇的困局完全歸咎於客觀，海歸們也需要經常在自己身上多找找原因，而海歸政治犬儒化的現象則更需要這個群體的集體性反思。在思考的同時，這個群體也應該意識到海歸並非在中國政壇缺乏出路，其實在體制邊緣海歸發揮其相應的政治影響力也許會更加游刃有餘，無論是民間的智庫，還是開放的媒體機構，都是他們可以充分利用的思想平台。

我願意相信，在社會日漸開明的前提下，海歸群體對中國政壇所起的作用只會越來越大，雖然這需要時間，但也許更需要的是海歸本身的意願和決心。

本文引自 http://cn.wsj.com/gb/20100526/ZHT073658.asp

作者張濤是ACBridge 投资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及执行董事，曾经先后做过驻外记者、跨国公司大中国区总经理以及风险投资人等工作，目前是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梅森学者(Mason Fellow)，就读资深MPA 项目。）